程某某诉上海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等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案例要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对外商投资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外籍隐名股东诉请确认股权并显名变更登记的，隐名股东除证明自己已实际投资，且具有被认可的股东身份外，如该公司所从事领域不属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范围的，人民法院可确认其变更为显名股东；如该公司所从事领域属于负面清单内的限制类领域，还应征得外商投资主管机关的同意。

【基本案情】

原告：程某某（Carson Jun Ping Cheng），男，1962年9月25日出生，美利坚合众国国籍，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被告：上海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豫路。

法定代表人：张某，该公司执行董事。

第三人：张某，男，197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济南市。第三人：程某，男，1979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荆州市。

原告程某某因与被告上海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第三人张某、程某发生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程某某诉称：2009年11月，程某某与第三人张某、程某协商一致，决定在上海新设一家贸易公司为程某某在美国设立的Ncstar公司提供进出口服务，注1册资本为人民币（以下币种均相同）100万元。2009年11月3日，以张某、程某名义向被告某某公司分别实际缴纳了51万元和49万元出资。验资当日，程某某委托程某支付给张某458 762元，其中26万元为程某某的出资。2009年11月10日，三方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签订了《股份协议书》，确认程某某出资51万元，张某、程某分别出资25万元和24万元。鉴于程某某为美国籍，无法与国内自然人成立合资公司，三方遂决定先期以张某、程某两人名义成立公司，由张某出任某某公司1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9月10日，某某公司以股权转让形式全资收购了上海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投资公司），各方为明确投资股权比例和权益，于2012年10月29日另行签订了一份《股份协议书》，再次明确三方对某某公司享有的股权比例。程某某与张某、程某在2009年11月10日签署《股份协议书》前1后，程某某一直参与某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和管理，参与决策，行使股东权利，审议、批准执行董事的报告，并作出相应的决定。程某某多次要求张某将其代程某某持有的26%某某公司股权转让给程某，张某均予以拒绝，并声称其为某某公司51%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故程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张某名下26%的某某公司股权系程某某所有；2.某某公司配合程某某将张某持有的26%的股权变更登记到程某某名下。

被告某某公司辩称：1.原告程某某未向某某公司出资或认缴出资。程某某所谓的出资系因当时第三人张某、程某之间有诸多债权债务往来。程某某系程某的哥哥，张某、程某关系未破裂时，程某手中留有盖有某某公司公章的空白盖章页，程某利用空白盖章页伪造了《出资证明书》，该《出资证明书》上的印章形成时间远远早于正文文字的形成时间。2.2009年11月10日签订的《股份协议书》未实际履行。张某、程某合作成立某某公司后，程某某为深度绑定与张某的合1作关系，提出由其本人与某某公司成立中外合资公司，承诺出资51%，要求某某公司未来将业务全部装入中外合资公司中运营。为此，程某某与张某、程某签订了《股份协议书》。但该《股份协议书》签订后，双方因具体细节未谈妥，最终并未实际成立中外合资公司，程某某亦未在《股份协议书》签订后对某某公司出资51%。3.2012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份协议书》是对某某公司借款的担保，并非真实的投资关系。某某公司成立后，程某曾9次借款给某某公司，共计1031万元，其中较多资金来源于程某某，某某公司共计21次归还借款，已全部还清。为购买某某投资公司股权，2012年9月7日，程某一次性出借给某某公司245万元。为保证程某某资金安全，程某某要求张某、程某签署了《股份协议书》，但从未要求任何实际的股权变更登记。4.即使程某某出资行为成立，亦违反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程某某作为外籍自然人，与张某、程某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的规定属于无效。

第三人张某陈述意见与被告某某公司一致。

第三人程某陈述意见与原告程某某一致。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查明：

2009年11月10日，原告程某某与第三人张某、程某签订一份《股份协议书》，约定：经三人协商，三人在上海成立贸易公司，由于程某某为美国籍，目前无法与国内自然人成立合资公司，经商讨，三人同意先期以张某、程某两人名义成立公司，等条件成熟后，程某某与该公司成立中外合资公司，各方出资仍按约定的比例出资。三人现达成以下协议：1.三人同意以张某、程某两人名义成立被告某某公司；2.某某公司虽然以张某、程某两人名义成立，但实际投资比例为：程某某51%，张某25%，程某24%。由张某任法定代表人，注册资金100万元，程某某出资51万元，张某出资25万元，程某出资24万元。程某某拥有该公司51%的股权。

2009年11月3日，原告程某某通过第三人程某向第三人张某打款458 762元。程某某和程某均表示，458 762元中的26万元系程某某以张某名义缴纳的被告某某公司出资，程某某另有25万元出资系在程某的49万元出资中。

2009年11月5日，上海汇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载明被告某某公司（筹）申请登记的注册资本为100万元，由全体股东首次出资资金全部到位。经审验，截至2009年11月3日止，某某公司（筹）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100万元，各股东均以货币形式出资，并按公司章程约定比例缴付出1资。该《验资报告》附件《本期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载明：张某出资51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程某出资49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附件《银行对账单》载明，2009年11月3日，张某向某某公司账户转账51万元，程某向某某公司账户转账49万元。

2009年11月11日，被告某某公司成立，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张某，注册资本100万元，股东为张某（占51%股权）、第三人程某（占49%股权）.

2012年10月29日，原告程某某与第三人张某、程某又签订一份《股份协议书》，约定：2012年9月，经程某某、张某、程某三人协商，股东会决议如下：被告某某公司以股权收购形式，购买某某投资公司100%股权，某某公司拥有某某投资公司100%股权，根据三人分别拥有的某某公司股份比例，三人对某某投资公司股份的实际拥有比例如下：程某某拥有公司51%股权，张某拥有公司25%股权，程某拥有公司24%股权......

2018年8月6日，被告某某公司向原告程某某出具一份《出资证明书》，载明：程某某于2009年11月3日向某某公司缴纳出资51万元。诉讼中，某某公司和第三人张某对该《出资证明书》提出异议，认为系事后由第三人程某擅自在盖有某某公司公章的空白页上打印形成。为此，双方共同委托了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出资证明书》上某某公司印文形成时间、打印体字迹形成时间、某某公司印文与打印体字迹的形成时间先后”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一）检材《出资证明书》上"某某公司"印文不是在2009年12月31日至2012年4月20日盖印形成，但无法判断是否在签发日期"2018年8月6日”盖印形成；（二）无法判断检材《出资证明书》上打印体字迹的形成时间：（三）无法判断检材《出资证明书》上“某某公司"

印文与打印体字迹的形成时间先后。

另查明，2009年至2018年期间，第三人张某先后通过XXX0117@gmail.com，XXX_117@126.com以及frank_f1@163.com等电子邮箱与原告程某某、第三人程某等有众多电子邮件往来，汇报被告某某公司及相关企业的运营情况等。其中，2010年1月7日，程某向张某XXX_117@126.com的邮箱发送"办公室账目"的电子邮件，邮件附件中的"某某公司股东出资额"载明：程某某占51%，出资额51万元；张某占25%，出资额25万元，注册额51万元，其中26%（26万元）为程某某的股份；程某占24%，出资额24万元，注册额49万元，其中25%（25万元）为程某某的股份。2013年9月16日，张某通过zhan gfeng_117@126.com向程某某发送电子邮件称：Carson，您好！请看附件，按您的要求，我写了以下方案，请您过目，谢谢！该邮件的附件《某某公司分红方案》载明：截至2011年12月31日，某某公司总计盈利11 391 327元，经股东决议，将其中1000万元向各股东分红。按各股东所持股份比例分配如下：程某某510万元，张某250万元，程某240万元。经股东一致同意，按比例分别支付给各股东如下金额：程某某424.9999万元，张某250万元，程某220万元。剩余未支付的分红款项，作为各股东的投资再次投入公司。另外，未分配利润1 391 327元，留在公司，作为周转资金使用。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

本案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因原告程某某系美国国籍，故本案系涉外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本案标的公司即被告某某公司登记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故本案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审理。

本案争议焦点如下：

一、第三人张某是否代持了原告程某某所有的26%被告某某公司股权；

二、程某某能否要求某某公司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手续，变更是否存在法律或政策上的障碍。

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双方有一系列明确的协议相互印证原告程某某实际享有被告某某公司51%股权。2009年11月10日签订的《股份协议书》、2012年10月29日签订的《股份协议书》以及2018年8月6日出具的《出资证明书》均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均能证实程某某实际享有某某公司51%的股权，其中26%的1股权由第三人张某代持，25%的股权由第三人程某代持。其次，程某某已举证证明其对某某公司履行了相应的出资义务。程某某称2009年11月3日程某向张某打1款458 762元中的26万元系程某某以张某名义缴纳的出资，程某对此表示认可，同时也承认其出资的49万元中的25万元实际系程某某出资。某某公司及张某虽然否认，但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佐证，且根据后来的《股份协议书》《出资证明书》及分红方案等，亦可推断程某某已经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最后，从各方往来的一系列电子邮件可以看出，程某某事实上参与了某某公司的经营管理，特别是重大事项的决策，履行了其作为大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至于张某抗辩《出资证明书》系程某事后伪造，一审法院认为，一方面，《司法鉴定意见书》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程某某也没有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另一方面，各方均认可该《出资证明书》上的公章系真实。即使存在程某在空白盖章页上打印《出资证明书》的情况，也是某某公司内部管理问题，不影响法院综合全案证据认定某某公司股权的实际所有人。据此，一审法院认定程某某系某某公司的隐名股东，张某名下26%的某某公司股权的实际拥有人是程某某。

关于争议焦点二。被告某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显名股东为第三人张某、程某，均系国内自然人；隐名股东为原告程某某，系美国人。如变更相应的工商登记，使隐名股东显名，主要存在以下争议：

1.关于国内自然人能否与外国人成立外商投资企业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一条规定，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资企业。该法规定的中方合资人虽然未包括中国的自然人，但该法已于2020年1月1日废止。后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并没有这方面的限制。该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是指全部或者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投资，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经登记注册设立的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三条进一步明确：外商投资法第二条中的其他投资者，包括中国的自然人在内。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对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形成的投资合同，当事人以合同未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登记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前款规定的投资合同签订于外商投资法施行前，但人民法院在外商投资法施行时尚未作出生效裁判的，适用前款规定认定合同的效力。因此，本案中被告某某公司及第三人张某要求确认原告程某某与第三人张某、程某共同成立公司的行为无效，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2.关于外国人成为公司股东是否需要办理相关审批手续问题。外商投资法生效后，我国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投资准入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所谓负面清单，是指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国家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给予国民待遇。本案中，一审法院特函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就“如确认程某某为被告股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是否同意将程某某变更为被告股东，并将被告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咨询。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投资促进处复函称："某某公司所从事领域不属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内范围，我委办理Carson Jun Ping Cheng变更为某某公司股东，并将某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备案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因此，原告程某某要求变更为被告某某公司股东，不需要履行特别的审批手续，亦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

3关于股东变更的公司内部程序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出资人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应当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本案中，除第三人张某以外的1其他股东，暨第三人程某明确认可原告程某某的股东身份，也同意将程某某变更登记为被告某某公司股东。因此，程某某要求某某公司将张某代持的26%股权变更登记到程某某名下，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综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于2020年1月2日作出判决：

一、确认登记在第三人张某名下的被告上海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26%的股权系原告程某某（Carson Jun Ping Cheng）所有；二、被告上海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第三人张某名下的上海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26%的股权变更登记到原告程某某（Carson Jun Ping Cheng）名下，张某应当予以配合。

某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某某公司上诉称：1.一审判决错误认定两份《股份协议书》的意思表示。2009年签订的《股份协议书》意指未来某某公司与被上诉人程某某之间再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而非成立某某公司本身。2012年签订的《股份协议书》系对某某公司借款购买某某投资公司股份所作的担保。2.一审法院错误采信《出资证明书》的鉴定结论。鉴定结论无法判断《出资证明书》是在2018年8月6日加盖印章，综合多份样本材料，特别是程某某另案提交的落款日期为同一日的样本材料，可见样本和检材之间自相矛盾。3.一审法院错误认定XXX0117@gmail.com和XXX_117@126.com两个邮箱属于原审第三人张某，一审法院仅依据程某某的单方主张认定该节事实，无法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程某某的全部一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程某某答辩称：1.两份《股份协议书》的内容与上诉人某某公司的陈述不符；相反，协议书载明程某某拥有51%的股权以及“股东会决议如下”等字样，没有任何借款担保的内容，完全可以说明程某某拥有某某公司的股权。2.鉴定的样本材料某某公司事先是认可的，一审庭审中其明确对鉴定结论没有意见，一审判决采信鉴定结论的意见正确。3.所涉gmail和126邮箱经过公证，邮件落款署名为张某或Frank（张某另一邮件名），且内容均与某某公司业务有关。

现有证据材料已足以证明程某某是某某公司的股东。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第三人张某述称，同意上诉人某某公司的意见。原审第三人程某述称，同意被上诉人程某某的意见。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

因被上诉人程某某系美国籍，故本案为涉外纠纷案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作为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本案上诉人某某公司的登记地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故本案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争议焦点】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在于：原审第三人张某是否代持了被上诉人程某某所有的上诉人某某公司26%的股权。

首先，从合同文义来看，2009年11月10日的《股份协议书》言明由被上诉人程某某、原审第三人张某、程某三人"先期以张某、程某两人名义成立公司，等条件成熟后，程某某与该公司成立中外合资公司"，关于先期成立的公司三人同意"以张某、程某两人名义成立上海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且之所以作如此安1排是因为“程某某为美国籍，目前无法与国内自然人成立合资公司”，而实际投资比例为“程某某51%、张某25%、程某24%”。该协议书的文义内容清晰无歧义，与上诉人某某公司和张某所称，该协议书意指未来某某公司与程某某之间再成立一家合资企业，而非成立某某公司本身的说法并不相符。嗣后，2012年10月29日的《股份协议书》进一步言明，“经程某某、张某、程某三人协商，股东会决议如下：……根据三人分别拥有的上海XX进出口公司股份比例，三人对于上海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份的实际拥有比例如下：程某某拥有公司51%股权，张某拥有公司25%股权，程某拥有公司24%股权……”。由于“上海XX进出口公司拥有上海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故可以从以上协议文本中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三人当时均确认程某某系某某公司股东；第二，程某某拥有某某公司51%的股权。该《股份协议书》通篇均未载明某某公司和张某所谓的借款担保事项，某某公司和张某也未提供其他借款担保的相关证据材料，其主张不具有事实依据。

第二，关于《出资证明书》的鉴定意见。一审中，根据上诉人某某公司的申请，鉴定机构出具了鉴定意见。2019年12月30日，某某公司和原审第三人张某在对鉴定意见质证过程中表示，“对鉴定结论没有意见”，同时又认为“第2页有两份8月6日的样本，但出资证明书也是8月6日但无法确认，可以印证出资证明书的真实性不确定。”其在二审中也持类似观点。二审法院认为，某某公司和张某所持意见仅系其主观判断并无事实依据，不能对抗有效的鉴定意见。结合举证责任和鉴定意见，应当认为某某公司和张某对《出资证明书》所提异议不能成立，《出资证明书》应予采信。根据《出资证明书》的记载，被上诉人程某某系某某公司的股东，已于2009年11月3日缴纳了51万元的出资款。

第三，关于电子邮箱的归属。基于日常经验可知，注册和使用电子邮箱通常不需要严格的实名认证程序，因此难以直接通过查询XXX0117@gmail.com和XXX_117@126.com的注册信息认定电子邮箱的归属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法推定电子邮箱的实际使用人。二审法院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判断：一是形式方面，上述电子邮箱名的核心字段均为"XXX”，与原审第三人张某的拼音字母一致，且这些邮件的发件人署名亦为“张某”，与张某同名。

二是内容方面，上述邮箱内与被上诉人程某某等人的往来邮件，涉及月度账目明细、财务报表、厂址选择、结汇时间表等内容，若非负责上诉人某某公司的日常运营，则难以掌握如此翔实细致的内部情况，而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正是张某。综合以上因素，原审法院认为上述邮箱曾由张某实际使用，并无不当。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认定，被上诉人程某某系上诉人某某公司的股东，原审第三人张某名下26%的某某公司股权应归程某某所有。二审法院同时注意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取消了原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中方自然人合营的限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第三条明确，"外商投资法第1二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项所称其他投资者，包括中国的自然人在内。”鉴于我国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一审法院亦在一审诉讼期间致函相关行政管理机关，得到了“上海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所从事领域亦不属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内范围，我委办理Carson Jun Ping Cheng变更为上海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股东，并将上海某某进出口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的备案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的复函。因此，程某某要求变更登记为某某公司股东，无需履行特别的审批手续，不存在法律和政策上的障碍。

【裁判结果】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裁判结果正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规定，于2020年5月14日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材料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