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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雷某某（女）和被告宋某某于2003年5月19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双方婚后因琐事感情失和，于2013年上半年产生矛盾，并于2014年2月分居。雷某某曾于2014年3月起诉要求与宋某某离婚，经法院驳回后，双方感情未见好转。2015年1月，雷某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并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宋某某认为夫妻感情并末破裂、不同意离婚。雷某某称宋某某名下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账户内有共同存款37万元，并提交存取款凭单、转账凭单作为证据。宋某某称该37万元，来源于婚前房屋拆迁补偿款及养老金，现尚剩余20万元左右（含养老金14322.48元），并提交账户记录、判决书、案款收据等证据。宋某某称雷某某名下有共同存款25万元，要求依法分割。雷某某对此不予认可，一审庭审中其提交在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4179账户自2014年1月26日起的交易明细，显示至2014年12月21日该账户余额为262.37元。二审审理期间，应宋某某的申请，法院调取了雷某某上述中国工商银行账号自2012年11月26日开户后的银行流水明细，显示雷某某于2013年4月30日通过ATM转账及卡取的方式将该账户内的195000元转至案外人雷某齐名下。宋某某认为该存款是其婚前房屋出租所得，应归双方共同所有，雷某某在离婚之前即将夫妻共同存款转移。雷某某提出该笔存款是其经营饭店所得收益，开始称该笔款已用于夫妻共同开销，后又称用于偿还其外甥女的借款，但雷某某对其主张均末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另，雷某某在庭审中曾同意各自名下存款归各自所有，其另行支付宋某某10万元存款，后雷某某反悔，不同意支付。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6日作出（2015）朝民初字第04854号民事判决：准予雷某某与宋某某离婚；雷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4179账户内的存款归雷某某所有，宋某某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号尾号为7101、9389及1156账户内的存款归宋某某所有，并对其他财产和债务问题进行了处理。宣判后，宋某某提出上诉，提出对夫妻共同财产雷某某名下存款分割等请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9日作出（2015）三中民终字第08205号民事判决：维持一审判决其他判项，撤销一审判决第三项，改判雷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4179账户内的存款归雷某某所有，宋某某名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尾号为7101账户、9389账户及1156账户内的存款归宋某某所有，雷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宋某某12万元。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婚姻关系以夫妻感情为基础。宋某某、雷某某共同生活过程中因琐事产生矛盾，在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感情仍未好转，经法院调解不能和好，双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当判决准予双方离婚。本案二审期间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雷某某是否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双方名下的存款应如何分割。《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就是说，一方在离婚诉讼期间或离婚诉讼前，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侵害了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少分或不分财产。本案中，关于双方名下存款的分割，结合相关证据，宋某某婚前房屋拆迁款转化的存款，应归宋某某个人所有，宋某某婚后所得养老保险金，应属夫妻共同财产。雷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为4179账户内的存款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雷某某于2013年4月30日通过ATM转账及卡取的方式，将尾号为4179账户内的195000元转至案外人名下。雷某某始称该款用于家庭开销，后又称用于偿还外债，前后陈述明显矛盾，对其主张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对钱款的去向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和说明。结合案件事实及相关证据，认定雷某某存在转移、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节。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雷某某名下中国工商银行尾号4179账户内的存款，雷某某可以少分。宋某某主张对雷某某名下存款进行分割，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故判决宋某某婚后养老保险金14322.48元归宋某某所有，对于雷某某转移的19.5万元存款，由雷某某补偿宋某某12万元。一方在离婚诉讼期间或离婚诉讼前，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可以少分或不分财产。民事/监护权未成年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平等监护权1.在夫妻双方分居期间，一方或者其近亲属擅自带走未成年子女，致使另一方无法与未成年子女相见的，构成对另一方因履行监护职责所产生的权利的侵害。2.对夫妻双方分居期间的监护权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有协助对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张某（女）与李某于2019年5月登记结婚，婚后在河北省保定市某社区居住。双方于2020年11月生育一女，取名李某某。2021年4月19日起，张某与李某开始分居，后协议离婚未果。同年7月7日，李某某之父李某及祖母刘某在未经李某某之母张某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将李某某带走，回到河北省定州市某村。此时李某某尚在哺乳期内，张某多次要求探望均被李某拒绝。张某遂提起离婚诉讼，法院于2022年1月13日判决双方不准离婚。虽然双方婚姻关系依旧存续，但已实际分居，其间李某某与李某、刘某共同生活，张某长期未能探望孩子。2022年1月5日，张某以监护权纠纷为由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李某、刘某将李某某送回，并由自己依法继续行使对李某某的监护权。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2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张某不服，提起上诉，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3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撤销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二、李某某暂由上诉人张某直接抚养；三、被上诉人李某可探望李某某，上诉人张某对被上诉人李某探望李某某予以协助配合。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某某之父李某、祖母刘某擅自带走李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夫妻双方虽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但已实际分居时，李某某的抚养监护问题。第一，关于李某某之父李某、祖母刘某擅自带走李某某的行为是否对李某某之母张某构成侵权。民法典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第一千零五十八条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本案中，李某、刘某擅自将尚在哺乳期的李某某带走，并拒绝将李某某送回张某身边，致使张某长期不能探望孩子，亦导致李某某被迫中断母乳、无法得到母亲的呵护。李某和刘某的行为不仅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构成对张某因履行监护职责所产生的权利的侵害。一审法院以张某没有证据证明李某未抚养保护好李某某为由，判决驳回诉讼请求，系适用法律不当。第二，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某某的抚养监护应当如何处理。本案中，李某某自出生起直至被父亲李某、祖母刘某带走前，一直由其母亲张某母乳喂养，至诉前未满两周岁，属于低幼龄未成年人。尽管父母对孩子均有平等的监护权，但监护权的具体行使应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于婚内监护权的行使虽无明确具体规定，考虑到双方当事人正处于矛盾较易激化的分居状态，为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参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的规定，李某某暂由张某直接抚养为宜。张某在直接抚养李某某期间，应当对李某探望李某某给予协助配合。未成年人的父、母一方死亡，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探望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的，人民法院应当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有利于家庭和谐的原则，在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情况下，依法予以支持。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18日作出民事判决：原告沙某某每月第一个星期探望丁某甲、丁某乙一次，每次不超过两小时，袁某某应予配合。宣判后，袁某某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沙某某系丁某甲、丁某乙的祖母，对两个孩子的探望属于隔代探望。虽然我国法律并未对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是否享有隔代探望权作出明确规定，但探望权系与人身关系密切相关的权利，通常基于血缘关系产生；孩子的父、母一方去世的，祖父母与孙子女的近亲属关系不因父或母去世而消灭。祖父母隔代探望属于父母子女关系的延伸，符合我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公序良俗。隔代探望除满足成年亲属对未成年人的情感需求外，也是未成年人获得更多亲属关爱爰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在本案沙某某的独生子丁某某已经去世的情况下，丁某甲、丁某乙不仅是丁某某和袁某某的孩子，亦系沙某某的孙子，沙某某通过探望孙子，获得精神慰藉，延续祖孙亲情，也会给两个孩子多一份关爱，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袁某某应予配合。同时，隔代探望应当在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和身心健康，不影响未成年人及其母亲袁某某正常生活的前提下进行，探望前应当做好沟通。——婚后以个人财产购置的房屋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是指夫妻双方或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所得，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夫妻双方另有约定之外，归属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离婚案件中对财产的分割，仅指夫妻共同财产，夫妻的个人财产及其他财产均不在分割之列。夫妻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财产购置的房屋等不动产仍应归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杨某乙与杨某甲于2001年9月相识，2003年10月15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在婚后的共同生活中，双方由于性格脾气方面的差异和处理夫妻日常矛盾的方式方法不当，导致夫妻关系紧张。2014年4月9日，杨某乙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一审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经审理查明，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松下等离子电视机一台、松下洗衣机一台、松下冰箱一台、百惠洗衣机一台以及坐落于昆明市xx小区xx幢xx层xx室房屋一套。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债务340000元。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除确认原审查明的事实外，根据杨某甲和杨某乙在再审审理中补充提交的一系列新证据，并结合一审中收录的证据查明：2006年9月18日，杨某甲出售其婚前位于xx街xx号的房屋，售房所得价款200000元于当天存入其在建设银行的定期账户，2007年3月20日到期后又转存入该行另一个活期账户，并在同一天用于支付购买xx小区xx幢xx层xx室房屋的首期款。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14日作出（2014）五法西民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一、准许杨某乙与杨某甲解除婚姻关系；二、夫妻共有财产：除松下等离子电视机一台、松下洗衣机一台归杨某乙所有，其余的松下冰箱一台、百惠洗衣机一台归杨某甲所有；坐落于昆明市xx小区xx幢xx层xx室房屋一套归杨某甲所有，杨某甲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给付杨某乙房屋折价款2047500元；三、夫妻共同的债务340000元，由杨某乙、杨某甲各负责清偿170000元；四、驳回双方其他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0525元，由杨某乙、杨某甲各负担10262.50元。杨某乙不服，提起上诉。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7日作出（2015）昆民二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一、维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4）五法西民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准许原告杨某乙与被告杨某甲解除婚姻关系”；二、撤销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4）五法西民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即“二、夫妻共有财产：除松下等离子电视机一台、松下洗衣机一台归杨某乙所有，其余的松下冰箱一台、百惠洗衣机一台归杨某甲所有；坐落昆明市xx小区xx幢xx层xx室房屋一套归被告杨某甲所有，杨某甲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性给付杨某乙房屋折价款2047500元；三、夫妻共同债务340000元，由杨某乙、杨某甲各负责清偿170000元；四、驳回原、被告双方的其他请求”；三、夫妻共同财产：松下等离子电视机1台、松下洗衣机1台归杨某乙所有。松下冰箱1台、百惠洗衣机1台归杨某甲所有；坐落于昆明市xx小区xx幢xx层xx室的房屋1套归杨某甲所有，由杨某甲在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杨某乙房屋补偿款3250000元；四、夫妻共同债务340000元，由杨某甲负责偿还；五、驳回杨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41050元，由杨某乙、杨某甲各负担20525元。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二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错误。理由如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五条“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之规定，杨某甲出售婚前个人所有坐落于昆明市xx街xx号xx幢xx单元xx号房屋的价款交纳了xx小区xx幢xx层xx室房屋的首付款200000元，之后杨某甲又借款340000元将该房屋的按揭一次性付清，该首付款200000元及在购买涉案房屋的过程中自然增值，属于杨某甲的个人财产。二审法院仅以该涉案房屋系婚后购买，便认定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确认诉争房屋归杨某甲所有，然后由杨某甲支付杨某乙诉争房屋现价值6500000元的50%即3250000元作为补偿款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9日作出（2017）云民再99号民事判决：一、维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二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维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4）五法西民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一、准许原告杨某乙与被告杨某甲解除婚姻关系’"；二、撤销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昆民二终字第3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五项和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2014）五法西民初字第175号民事判决第二、三、四项；三、夫妻共同财产：松下等离子电视机一台、松下洗衣机一台归杨某乙所有，松下冰箱一台、百惠洗衣机一台归杨某甲所有；坐落于云南省昆明市xx小区xx幢xx层xx室房屋一套归杨某甲所有，杨某甲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一次性给付杨某乙房屋折价款2047500元；四、夫妻共同债务340000元，由杨某甲负责偿还；五、驳回杨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41050元，由杨某乙负担20525元，由杨某甲负担20525元。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书，不得申请再审。”故本案仅针对双方财产分割部分进行再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购置的财产，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如系一方在婚前购置或婚后以个人财产购置，则仍应归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杨某甲在再审审理中补充提交的一系列证据与一审中收录的证据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证实杨某甲是在出售了婚前其位于xx街xx号的房屋，将售房所得价款用于支付购买xx小区xx幢xx层xx室房屋首期的事实。杨某乙虽不认可，但未提交充分有效证据予以反驳，也未举证证明首付款是以夫妻共同财产支付的事实，并且对购买xx小区xx幢xx层xx室房屋的资金来源和支付情况亦不能作明确说明。根据本案收录的证据，可以认定购买xx小区xx幢xx层xx室房屋的购房款中有200000元系杨某甲处分个人婚前财产支付的事实。一方婚后用个人财产购买房屋部分，离婚时该部分财产应认定为个人财产，其自然增值也属于个人。一审判决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将该房屋判归杨某甲所有，由杨某甲在扣除其个人财产200000元占购房款的比例以及对应的增值部分后补偿杨某乙一半价款的判决结果正确。二审判决在未对杨某甲以个人财产支付购房款的事实进行查明的情况下，即径行改判属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成立。此外，鉴于双方当事人在一审庭审中明确认可xx小区xx幢xx层xx室房屋的价值为6500000元，且杨某甲对此事实认定未上诉，二审中也没有提任何异议，杨某甲在再审中单方所作评估不能改变其在原审程序中已确认过的事实，故对杨某甲提交的《房地产评估报告》不予采信。就杨某乙应否承担340000元债务的问题，一审庭审结束后宣判前，杨某甲以书面的形式明确表示放弃要求杨某乙承担该笔夫妻共同债务的请求，该意思表示系杨某甲自愿作出且不损害他人利益，再审中杨某甲也表示在一审判决结果的基础上同意放弃由杨某乙承担夫妻共同债务的请求，故二审法院确认夫妻共同债务340000元由杨某甲个人承担的判决结果并无不当。——父或母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但未提供必要证据的，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孕育的子女，推定丈夫为该子女的父亲，是亲子关系认定中的基本原则。父或母虽有权提起否认之诉，但应当有正当理由。一方为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以无法证明真实性的单方亲子鉴定报告请求否认子女与对方的亲子关系，对方不认可该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原告刘某甲诉称，其与张某于2015年结婚，婚后一直没有生育小孩。婚姻存续期间，刘某甲与他人发生一夜情怀孕并生育一子。因其丈夫张某将小孩接走藏起来，不让其见小孩，对小孩漠不关心，导致小孩日渐消瘦，对小孩的心理健康及安全造成极大的影响，特诉请确认小孩与张某不具有血缘关系并将小孩的监护权判给刘某甲所有。刘某甲为支持其诉请提交了一份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该小孩经过司法鉴定与案外人刘某乙具有血缘关系，与张某没有血缘关系。张某辩称，孩子的出生证和户口簿均表明其系小孩的父亲。若小孩与其无血缘关系，刘某甲早就该明示，双方婚后一直共同生活，并未分开。监护权与抚养权是建立在离婚基础上，刘某甲在未离婚前就请求确定监护权归属有违法律规定，而且就算离婚，父母仍是子女的监护人，何况现在双方还是夫妻，刘某甲无权请求法院指定或确认监护权。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刘某甲主张确认张某与婚生子不具有血统关系，应提供必要的证据来证明，但刘某甲未能提供必要证据。亲子鉴定法律无强制规定要求其必须配合，其无法定义务配合刘某甲共同来做有损子女成长之事。综上，请求法院从有利子女健康成长角度驳回刘某甲的诉请。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刘某甲、被告张某于2015年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刘某甲于2018年生育一男孩。2021年1月，刘某甲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婚生小孩的出生医学证明和户籍证明均登记张某系小孩的父亲，该小孩曾在张某家中生活，由张某父母照顾抚养，并就读幼儿园。自2021年11月22日起该小孩在刘某甲处抚养。江西省遂川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26日作出（2021）赣0827民初2417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刘某甲的全部诉讼请求。刘某甲不服，提起上诉。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1日作出（2021）赣08民终272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亲子关系的确认和否认，对于子女而言，不仅涉及一系列权利义务的产生、消灭，更涉及亲子身份关系的安定、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有重大影响。本案纠纷发生在刘某甲与张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某甲以双方感情破裂，张某照顾不好小孩，为了小孩的健康成长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但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张某存在虐待小孩及不利小孩健康成长的行为，且小孩现在在刘某甲处抚养，也不存在剥夺刘某甲抚养小孩权利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父或者母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刘某甲虽然提供了亲子鉴定意见书，但该鉴定书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无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其不具备提供了必要证据这一推定前提。本案不能以张某不同意做亲子鉴定就当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收养弃婴并办理收养手续后，不宜因公告瑕疵而否定收养行为的效力民事 收养关系 收养行为效力 收养登记效力 公告瑕疵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之前进行公告，目的是为了最大可能寻找被收养人的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维护其亲权。民政机关在办理收养登记公告时存在公告倒置等瑕疵，并不影响被收养人事实上处于无人认领的状态，收养人符合实质收养要件，并与被收养人在取得收养登记后事实上已形成收养关系，建立起了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感情，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考虑，不宜因公告瑕疵而否定收养行为的效力。王某与彭某2006年登记结婚，双方婚后一直未生育子女。2017年8月初，彭某父亲彭某甲来电称在自家门口捡拾一名出生不久的女婴，询问二人收养意愿。王某、彭某经考虑后表示愿意收养，遂于8月13日先行将女婴接至上海的住处共同照顾抚养，并为其取名王某乙。彭某甲因此前往某县民政局处咨询如何办理收养登记手续。9月6日，彭某甲向某县民政局提交捡拾弃婴报案证明，载明了彭某甲捡拾弃婴的过程，由证明人签名，并由彭某甲所在社区居委会和某公安派出所签章属实。收到该报案证明后，某县民政局于9月10日向彭某甲出具了一份收养公告内容模板，让彭某甲去某县报社公告。后该局工作人员于12月18日前往彭某甲所住厂区进行实地调查，对彭某甲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了笔录。12月25日，王某、彭某共同向某县民政局书面申请收养王某乙，并提交各自身份证件、生育情况证明、体检报告等办理收养登记所需证明材料；该局当场对王某、彭某进行收养意愿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王某、彭某表示愿意共同收养王某乙并在笔录上签名确认。同年12月29日，某县民政局为收养人王某、彭某与被收养人王某乙办理了（2017）某收字第X号收养登记证。2020年4月，彭某以与王某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上海市某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被判决驳回诉请后，又于2021年1月再次起诉离民法婚。在此情形下，王某认为其已不适合继续收养王某乙，遂开始寻找王某乙生父母。经走访调查，王某获知王某乙生父母可能为被告詹某、宁某，且经查阅王某乙收养登记档案材料，发现公告时间为收养登记证签发之后，故认为民政局在办理收养登记前未依法公告，遂起诉，请求：1.确认王某、彭某与王某乙间于2017年所形成的收养关系无效；2.判令詹某、宁某对王某乙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诉讼中，彭某与某县民政局提交某县新闻中心收取彭某甲公告费的收据和某县融媒体中心出具的证明，显示公告费支付日期为2018年1月17日，发生于办理收养登记之后。被告詹某、宁某经法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5日作出（2021）赣0203民初1036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王某提出上诉。江西省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5日作出（2021）赣02民终68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收养登记程序包括当事人申请、登记机关审查和办理收养登记三个阶段。在当事人申请阶段，主要是指收养人要提交相关申请和证明材料。在登记审查阶段，审查的内容主要有：申请收养人是否符合收养人的条件、申请人真实的收养目的、申请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被收养人的情况等。法律规定在收养登记之前进行公告，其目的是为了最大可能寻找被收养人的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维护未成年人及其生父母的利益。本案王某陈述詹某、宁某是王某乙的生父母，因公告程序倒置而影响生父母的权益，且王某陈述詹某、宁某希望孩子回归身边，但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詹某与宁某并未到庭参与这个在王某看来本应对其二人有利的诉讼程序。另据王某陈述，詹某与宁某已经生育两个子女。王某并无证据证明王某乙并非弃婴，亦不能证明案涉派出所盖章的“报案证明”和某县民政局所作“调查询问笔录”内容虚假。相对于被遗弃或在儿童福利机构生活，王某乙能够被王某和彭某收养，得到养父母的关爱，对其成长更为有利，也更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在对生父母的亲权与未成年人利益的衡量之下，变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关于“弃婴”的要求，取消了对生父母遗弃未成年人的主观意愿的限定，允许对确实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进行收养，这也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本案中，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与彭某一起收养王某乙并办理收养登记，体现了其对于尚处于襁褓之中的王某乙的疼惜。王某乙现已与养父母生活多年，建立起了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感情。如果贸然解除收养关系，王某乙该何去何从，这必然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故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杈益，应维持王某乙的生活现状为宜。——离婚后双方均定居国外，仅就国内财产分割提起诉讼的，应由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已经离婚的中国公民，双方均定居国外，仅就国内财产分割提起诉讼的，诉讼过程中，案涉主要财产已经出售，案件的审理涉及到主要财产的原所有权取得、交易变更等情况，由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审理更有利于查明事实，故应由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方某诉称，2003年8月12日方某与颜某在美国登记结婚。2009年2月，以颜某名义购买了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涉诉房屋，此后该房屋登记在颜某一人名下。2016年5月26日，方某与颜某离婚，但未对本案诉争房屋进行分割。鉴于诉争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故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涉诉房屋产权的二分之一归方某所有。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4日作出（2020）苏0104民初10629号民事裁定，将本案移送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遂层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31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辖74号民事裁定：本案由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系离婚后财产分割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七条：“已经离婚的中国公民，双方均定居国外，仅就国内财产分割提起诉讼的，由主要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方某、颜某已经离婚，双方均居住在国外，方某起诉请求判令嘉兴市涉诉房屋产权的二分之一归方某所有，尽管在诉讼过程中，因案涉房屋已经出售，方某将诉请变更为判令支付所涉房屋市场价值的二分之一，但是本案的审理，涉及到嘉兴市涉诉房屋的原所有权取得、交易变更等情况，由案涉房屋所在地人民法院审理更有利于查明事实，故本案应由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管辖。——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共同出资购房并将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分手时应综合各项因素确定返还数额民事 婚约财产 以结婚为目的共同出资购房 购房资格 房屋产权登记 增值收益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购房并将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且对房屋归属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在缔结婚姻的目的无法实现时，不能简单地套用投资收益原则处理以感情为基础、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婚约财产纠纷，不能将支付购房款比例或者登记权利人身份与房屋增值收益直接挂钩，应当基于婚约的性质、目的，统筹考虑房款支付情况，房屋增值，房屋登记、使用和维护情况以及房地产限购政策对当事人的实际影响等各种因素，确定返还数额。法院经审理查明：王某、姚某曾系恋爰爱关系。王某未取得北京市商品房购房资格。2012年6月（恋爱期间），姚某与案外人卖方及某房产经纪公司签订了《北京市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以姚某名义购买了涉案房屋，房屋总价款380万元、居间费4.3万元、各种税费共计20.25万元。合同约定买方于签约当日支付定金30万元。合同签订当日王某支付居间费4.3万元，并向卖方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购房款定金20万元。2012年6月27日，姚某银行借记卡收到了两笔汇款，金额为100万元和150万元（此笔款项为王某之父王某某汇来的房款）。2012年6月28日，姚某向卖方账户支付购房款2297500元，其余款项20.25万元用于支付各项税费。2012年6月30日，王某转账向卖方支付购房款197310元。2012年7月2日，姚某向银行贷款100万元，贷款期限为360个月。同日，涉案房屋登记在姚某名下。2016年11月1日，王某起诉姚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要求确认王某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6）京0101民初20342号民事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该判决认定：“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王某向卖方支付购房定金20万元，支付购房款197310元，并向居间方支付居间费4.3万元。姚某称上述三笔款项系王某代姚某所支付，对此，王某不予认可，姚某亦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姚某该项主张不予采信。王某之父王某某向姚某转账150万元，在转账时备注为‘房款’，转账时间为2012年6月28日，与姚某向卖方支付房款时间相契合，故对王某所提该笔款项系购房款的主张，予以采信。现姚某称该笔款项系王某某对姚某的赠与，但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姚某该主张，不予认可。购买涉案房屋时，王某、姚某尚处恋爱期间，并有结婚意向，二人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屋。虽涉案房屋产权证登记在姚某一人名下，仍应认定涉案房屋由王某、姚某共同所有。但由于王某未末取得北京市购房资格，无法成为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故王某要求确认其为涉案房屋共有权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王某可就出资款及其他权益，另行主张。”上述判决作出后，王某、姚某均未上诉，已于2017年5月12日生效。后王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姚某按照王某购房的出资比例67.16%返还王某购房出资款及相应的增值收益；2.案件受理费由姚某承担。本案一审审理期间，王某申请对涉案房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评估报告确认涉案房屋按照毛坯房标准评估价值为1016.13万元。王某支付评估费27800元。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6日作出（2017）京0101民初13910号民事判决：一、姚某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返还王某购房出资款及相应的增值收益共计506.93万元；二、驳回王某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姚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2日作出（2018）京02民终641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并于2023年2月15日作出（2022）最高法民再166号民事判决，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案由不当，予以纠正，本案应为婚约财产纠纷；对姚某返还数额予以改判。判令：一、撤销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6413号民事判决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1民初13910号民事判决；二、姚某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返还王某350万元；三、驳回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订婚虽非法律规定的婚姻成立要件，但目前仍是婚姻缔结过程中一种重要的民间习俗。订婚后的各项财产安排均是以缔结婚姻为最终目的。在双方缔结婚姻的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一方因此给付的财物，接受方予以返还，符合习惯做法。本案中，房屋在购买后存在自然增值，双方对于该部分增值收益归属产生争议，当属婚约财产纠纷。基于该类纠纷的法律性质，本案要考量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双方系自由恋爱，是以感情为基础，以缔结婚姻、共同生活为目的，而非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面，双方购买涉案房屋的目的是将此作为婚后共同居所，而非房地产投资。因此，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购房并将房屋登记在一方名下，且对房屋归属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在缔结婚姻的目的无法实现时，不能简单地套用投资收益原则处理以感情为基础、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婚约财产纠纷，不能将支付购房款比例或者登记权利人身份与房屋增值收益直接挂钩，应当基于婚约的性质、目的，统筹考虑房款支付情况，房屋增值，房屋登记、使用和维护情况以及房地产限购政策对当事人的实际影响等各种因素，确定返还数额。据此，本院综合本案上述全部案件事实及理由，酌定由姚某返还王某350万元。男女双方举行婚礼后共同生活较长时间且已育有子女，一般不支持返还彩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关于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应返还彩礼的规定，应当限于未共同生活的情形。已经共同生活的双方因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具有法律上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但在审理彩礼返还纠纷时，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本案中，双方当事人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婚礼，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三年有余，且已生育一子，驳回返还彩礼的诉讼请求有利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特别是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李某某与华某某（女）于2018年11月经人介绍相识，自2019年2月起共同生活，于2020年6月生育一子。2021年1月双方举行结婚仪式，至今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华某某收到李某某彩礼款160000元。后双方感情破裂，于2022年8月终止同居关系。李某某起诉主张华某某返还80%彩礼，共计128000元。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8日作出（2022）豫0482民初1417号民事判决：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8日作出（2022）豫04民终1631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双方自2019年2月起即共同生活并按民间习俗举行了婚礼，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生育一子，现已年满2周岁，且共同生活期间必然因日常消费及生育、抚养孩子产生相关费用，若在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数年且已共同养育子女2年后仍要求返还彩礼，对华某某明显不公平，故判决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已办理结婚登记，仅有短暂同居经历尚未形成稳定共同生活的，应扣除共同消费等费用后返还部分彩礼涉彩礼返还纠纷中，不论是已办理结婚登记还是未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在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时，共同生活时间均是重要的考量因素。本案中，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短，登记结婚后仍在筹备婚礼过程中，双方对于后续如何工作、居住、生活未形成一致的规划，未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不宜认定为已经共同生活。但是，考虑到办理结婚登记以及短暂同居经历对女方的影响、双方存在共同消费、彩礼数额过高等因素，判决酌情返还大部分彩礼，能够妥善平衡双方利益。董某与朱某（女）2020年7月确立恋爱关系，2020年9月登记结婚。董某于结婚当月向朱某银行账户转账一笔80万元并附言为"彩礼”，转账一笔26万元并附言为“五金”。双方分别在不同省份的城市工作生活。后因筹备举办婚礼等事宜发生纠纷，双方于2020年11月协议离婚，婚姻关系存续不到三个月。婚后未生育子女，无共同财产，无共同债权债务。双方曾短暂同居，并因筹备婚宴、拍婚纱照、共同旅游、亲友相互往来等发生部分费用。离婚后，因彩礼返还问题发生争议，董某起诉请求朱某返还彩礼106万元。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14日作出（2021）苏0585民初1686号民事判决：一、朱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退还董某彩礼80万元；二、驳回董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朱某、董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0日作出（2021）苏05民终1030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时一方依据习俗向另一方给付的钱物。关于案涉款项的性质，除已明确注明为彩礼的80万元款项外，备注为“五金”的26万元亦符合婚礼习俗中对于彩礼的一般认知，也应当认定为彩礼。关于共同生活的认定，双方虽然已经办理结婚登记，但从后续拍摄婚纱照、筹备婚宴的情况看，双方仍在按照习俗举办婚礼仪式的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婚姻关系仅存续不到三个月，期间双方工作、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对于后续如何工作、居住、生活未形成一致的规划。双方虽有短暂同居经历，但尚未形成完整的家庭共同体和稳定的生活状态，不能认定为已经有稳定的共同生活。鉴于双方已经登记结婚，且董某支付彩礼后双方有共同筹备婚礼仪式、共同旅游、亲新友相互往来等共同开销的情况，对该部分费用予以扣减。据此，法院酌情认定返还彩礼80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之规定，虽然本案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时间不长，但已生育一子。孕育子女对女性生理、心理均会产生较大影响，基于这一因素，应对彩礼返还数额予以酌减。同时，戴某1、白某某、戴某2是共同家庭成员，共同接受、支配该彩礼款。戴某1接受彩礼款15万元的行为可视为三人的共同行为，故应共同承担返还责任。祝某某与戴某2（女）系恋爱关系，2016年5月14日，祝某某母亲给付彩礼15万元，2016年6月12日双方举办了婚礼，但未进行婚姻登记。祝某某与戴某2自2016年6月12日起共同生活至2017年11月，期间双方共同孕育一子但天折，后双方因感情产生裂痕无法缔结婚姻关系。祝某某起诉请求判令戴某1及其父母戴某2、白某某返还彩礼15万元。吉林省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吉0403民初1158号民事判决：被告戴某1、白某、戴某2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返还原告祝某某彩礼5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效力。法院生效判决认为：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应以感情为基础。鉴于双方按照习俗举办了婚礼，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且孕育一子，结合本地农村常情和本案的实际情况，对于祝某某返还彩礼的请求，酌定戴某1、白某某、戴某2返还彩礼5万元。判断某笔款项是彩礼还是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主观上要看双方是否以结婚为目的，客观上要考察支付款项类型、支付方式是否具有习俗性、给付财物的数额、给付方经济状况等因素。郑某与施某（女）在2022年5月确立恋爱关系。为缔结婚姻，郑某在2022年6月现金支付施某10万元，同年7月3日通过转账支付施某10万元。后双方未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年10月，施某提出分手。郑某起诉要求施某返还彩礼，施某辩称，该20万元是郑某为增进感情自愿赠与她的款项，并非彩礼。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9日作出（2022）闽0128民初5080号民事判决：一、施某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郑某彩礼20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效力。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从查明的事实看，双方有缔结婚姻的目的。郑某在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不久，即于2022年6月、7月分批支付各10万元的整笔款项，与双方其他零散资金往来相比，支付方式有明显区别。因此，郑某主张该笔款项系为缔结婚姻支付的彩礼，与施某主张系承诺赠与其花销的费用相比，明显更具有合理性。双方并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郑某要求施某某返还，于法有据，予以支持。——离婚后发现一方存在重大过错，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民事 离婚后财产 协议离婚 离婚财产分割 婚内出轨 离婚损害赔偿1.协议离婚时间在民法典实施前，无过错方在民法典实施后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诉讼时已经超过原婚姻法司法解释规定的一年期间，从维护民事主体权益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三个更有利于”的角度出发，应当按照有利溯及原则，适用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保障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适用民法典总则编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2.配偶一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婚外异性存在不正当关系，离婚后三天即再婚并在不到半年内生育子女，严重伤害夫妻感情，导致婚姻破裂，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的“有其他重大过错”情形。胡某诉称：因刘某出轨，双方于2019年协议离婚。离婚后刘某再婚并与再婚配偶生育一子。2022年，胡某偶然得知刘某再婚所生之子的受孕时间系在胡某、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刘某的上述行为给胡某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此外，胡某认为刘某在分割夫妻财产时隐瞒了上述情况，应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请求法院判令：1.汽车归胡某所有；2.刘某向胡某支付损害赔偿金20万元。刘某辩称：不同意胡某的诉讼请求。关于涉案车辆，双方离婚后刘某还独自偿还了部分贷款；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金，本案应适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胡某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已超过了协议离婚后一年的期限，法院不应支持。法院经审理查明：胡某、刘某于2011年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刘某女。后双方于2019年10月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刘某女离婚后由女方胡某抚养。关于财产分割，归男方：位于朝阳区某小区房产产权50%，归女方：个人衣物，归女儿刘某女：位于朝阳区某小区房产产权50%；汽车一辆，男女双方各一半。关于债权债务，婚后无债权债务。2019年10月刘某与他人再婚，于2020年4月生育一子刘某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2022）京0112民初31451号民事判决：一、小型普通客车归胡某所有，胡某给付刘某补偿款26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执行清；二、驳回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胡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1日作出（2023）京03民终2580号民事判决：一、维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2民初3145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二、撤销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2）京0112民初3145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三、刘某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向胡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5万元；四、驳回胡某的其他诉讼请求。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综合双方诉辩主张和查明事实，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刘某应否向胡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胡某认为刘某存在婚内出轨并与他人生子的行为具有延续性，从维护民事主体权益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角度出发，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支持关于离婚损害赔偿的诉求；刘某认为双方在民法典实施前离婚，应当适用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处理，胡某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已经超过协议离婚后一年期限，不应予以支持。就此问题，该争议主要涉及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重大过错的认定、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时间要求等，需厘清以下三个子问题。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首次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体现在第四十六条，即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该规定是我国以立法形式首次确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旨在填补受害配偶的损害，通过给予具有经济赔偿和精神慰藉双重作用的抚慰金以抚慰受害方。但是实践中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婚姻法第四十六条以限制性的列举方式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予以规定，无法对其他过错情形进行扩大化解释，难以发挥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效果，充分实现该制度制裁导致婚姻解除的过错方的功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采取列举式与概括性规定相结合的立法方式，在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基础上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予以进一步完善，即在原有四项法定过错之外又增设了“有其他重大过错”这一兜底性规定，从而解决了该制度适用情形过窄的问题。本案中，胡某、刘某于2019年10月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三日后刘某即与他人再婚，并于2020年4月生育一子。根据刘某与他人再婚生子的时间节点及庭审中双方认可的事实，其过错行为的程度已经达到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的兜底条款“有其他重大过错”的条件。婚姻法对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时间限制未作出相关规定，但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七条规定了时间限制，即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一年内提出，过期则不予支持。该“一年”的规定旨在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保持社会关系的稳定，但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婚姻法一直将照顾无过错方利益作为离婚夫妻财产分割的原则，离婚损害赔偿作为三大离婚救济制度之一，应当充分体现出这一理念，对于无过错方在离婚一年后才得知对方存在过错情形的，如将起诉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期限限制在一年，不利于无过错方权利的行使，也与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程序中保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宗旨相背离；二是从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来看，由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规定的一年期间，排除了协议离婚的当事人在一年后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作为一项对当事人权利造成很大影响的规定，在我国民事法律体系中缺乏明确的依据。综合上述各种考量，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八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在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后，以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为由向人民法院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但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该项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删除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关于“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的规定。由于婚姻家庭编在我国民法典体系中位于第五部分，根据体系解释的方法，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应同样适用民法典诉讼时效的原则规定。无过错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应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原配偶有重大过错行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胡某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时间是在二人2019年协议离婚-年后，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胡某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诉讼已超过了一年的期限，不应予以支持，一审法院即是依据该审理思路判决驳回了胡某的该项诉讼请求。因此，本案的审理关键在于无过错方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时间能否适用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不受协议离婚后一年内的限制。第三，本案应当适用民法典及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除外。该条款主要是针对旧法有规定而新法改变了旧法规定时如何适用法律的规定，包括“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和有利溯及适用规则。其中，在有利溯及标准的把握上，将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更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便更有利于”作为判断有利溯及的标准，并以符合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的要求为判断合理预期的基准，从而确保法律秩序的稳定。意思自治作为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涉及私人事务的婚姻家庭领域尤为重要。最能体现意思自治的，莫过于民事主体按自己的意思处分权利。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作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明确赋予夫妻中无过错方的权利，如仍以婚姻法规定的四种过错情形作出认定，或以超过协议离婚时间“一年”为由即驳回无过错方的诉讼请求，显然不符合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保护无过错方利益原则所追求的目的。基于上述分析，民法典关于离婚损害赔偿法定情形的兜底条款、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中关于协议离婚后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条款满足了民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第二条有利溯及中“三个便更有利于”的标准。本案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的规定更符合公序良俗的相关内容，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上，刘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民法典规定的“其他重大过错”，胡某作为无过错方，有权通过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得到相应补偿和救济。虽然胡某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一年后提出，且离婚事实发生在民法典实施前，但在离婚协议中其并未明确放弃该项主张，本案适用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一审法院仅以该请求超过协议离婚一年为由予以驳回，处理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具体赔偿数额本院结合双方在离婚协议中所作财产的分割处理情况，根据案件实际酌予确定。——离婚后发现子女非亲生的，可以请求返还抚养费、支付精神损害赔偿民事 离婚后损害赔偿 非亲生子女 抚养费 精神损害赔偿一方在离婚后发现婚生子女非亲生的，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返还为抚养非亲生子女支出的抚养费，并请求另一方向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刘某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其与王某某的离婚调解书，由王某某支付非亲生子女抚养费48000元，支付过错赔偿及精神损害赔偿10万元。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7年，刘某某与王某某相识相恋并开始同居生活，2008年4月13日生育男孩刘某甲。2011年7月11日，双方在景泰县民政局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婚后于2014年2月19日生育女孩刘某乙。2018年4月16日，因夫妻感情破裂，王某某向法院起诉要求与刘某某离婚并分割婚后共同财产，同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协议约定：长子刘某甲、长女刘某乙均随刘某某共同生活，抚养费刘某某自理；婚后共同财产房屋一套、小型普通客车一辆、杨某某借款债权归王某某享有，王某某给付刘某某夫妻共同财产差价款10万元。离婚后，双方为了孩子能够健康成长继续共同生活在一起，刘某某依旧外出打工，王某某及刘某某母亲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并经营早餐店，期间刘某某将赚来的钱转给王某某，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及抚养孩子。2020年下半年，王某某与刘某某及其母亲发生矛盾，无法继续共同生活下去，刘某某母亲便回老家居住生活，王某某一人照看两个孩子。2021年3月1日，王某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两个孩子由其抚养，由刘某某承担两个孩子抚养费共计1600元；同年4月8日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协议约定：儿子刘某甲由刘某某抚养，女儿刘某乙由王某某抚养，抚养费均自理；同时约定，2021年两个孩子继续由王某某抚养照顾，刘某某承担两个孩子抚养费15000元，于年底支付清（期间刘某某给付王某某孩子抚养费4000元）。2021年5月14日，经亲子鉴定，排除刘某某是刘某乙的生物学父亲。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一、王某某返还刘某某对王某某孩子（刘某乙）的抚养费用30000元；二、王某某赔偿刘某某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三、驳回刘某某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一、对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王某某在与刘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生女儿，违反了夫妻之间忠诚的义务，王某某的行为存在明显过错，给刘某某造成了精神上的损害，故刘某某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结合过错程度、当地经济水平、王某某的经济能力等综合认定，王某某向刘某某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并无不当，王某某上诉称金额过高，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二、关于返还抚养费问题。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忠实、相互尊重。刘某某与刘某乙无血缘关系，对刘某乙并无法定抚养义务，故对刘某某为刘某乙所付出的抚养费应当由王某某返还给刘某某。关于返还抚养费的数额，一审法院参照本地区生活消费支出水平，酌定为30000元并无不当，予以维持。——对已就读大学的成年子女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一般不予支持已就读大学的成年子孜女，不宜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对其要求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李某某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李某支付李某某高中三年抚养费36000元（每月1000元），高三下学期学费830元，大学四年学费40000元（每年10000元），大学四年生活费72000元（每月生活费1500元，48个月），以上合计148830元，直到李某某经济能力独立为止；2.诉讼费由李某承担。法院经审理查明：李某、李某1系李某某的父亲、母亲，二人于2003年生育女儿李某某。2012年12月31日，因夫妻感情破裂，二人协议离婚，并约定：李某某（女）9岁，归李某1抚养，李某2（男）7岁，归李某抚养，两个小孩的所有费用由男方承担。离婚后，李某按照离婚协议约定负担了李某某大部分生活学习费用至李某某高中毕业且年满十八周岁，之后未再支付过李某某生活学习费用。李某某母亲李某1支付了李某某高中期间部分生活学习费用，并在李某某考上大学后支付了李某某大一学杂费及其他生活费用。李某离婚后又另行重组家庭并生育了一幼子，李某2现就读高二，随李某一起居住生活。目前李某经营一家门锁店生意。二审期间另查明，李某某已经办理了国家无息助学贷款。江西省广昌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作出（2021）赣1030民初1159号民事判决：一、李某给付李某某就读大学期间的生活费每月750元，限于每月10日前付清，从2021年9月开始支付至李某某大学毕业时止；二、李某给付李某某大学四年期间学费每年6000元，分别于每年9月10日前付清，从2021年支付至2024年；三、驳回李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6日作出（2022）赣10民终251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江西省广昌县人民法院（2021）赣1030民初115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李某某的诉讼请求。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一条规定，已满十八周岁且在接受高等教育期间的子女，不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一审判决认定李某不再有给付李某某抚养费的法定义务正确。就我国人情伦理及社会传统习惯而言，大多数具有经济能力的父母是愿意培养子女进入高等学府，供养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从道德层面来讲，作为有负担能力的父母、也应对尚在就读高等教育，一时还无法独立承担自己生活、教育开销的成年子女承担抚养责任，让孩子完成学业。但正如前款法律规定，父母为成年子女支付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只是基于亲情和道义，而不是法定义务。在本案中，李某将李某某抚养至接受高等教育，还有两子需要抚养，其中幼子不足一周岁，李某提出其已不具有负担能力，本案也没有证据证明李某具有负担能力。且李某某目前已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能够弥补在校期间各项费用不足，该贷款系无息贷款，可以在毕业后分期偿还。一审法院忽视李某的负担能力和李某某的实际情况，判决李某给付李某某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错误，应予以纠正。——对正在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就被告”是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在此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了几种例外情况。根据该条第一款第三、第四项的规定，在被告一方当事人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情况下，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里的被监禁的人，包括已决犯和未决犯，其人身自由已经受到限制，被集中在特定地方，离开了其原来的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另，在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均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由被告原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如被告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一年以上的，则由被告被监禁地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陈某沫诉称：其与张某亮于2006年6月15日办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儿子陈某豪、女儿刘某尔。因双方夫妻感情破裂，于2015年4月14日起诉离婚。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8日判决准许陈某沫与张某亮离婚，婚生子陈某豪由陈某沫抚养，婚生女刘某尔由张某亮抚养。后张某亮因制造毒品罪被刑事拘留，目前该案尚未审理终结。据此诉请法院判令将陈某沫与张某亮婚生女儿刘某尔变更由陈某沫抚养、张某亮每月向陈某沫支付1000元抚养费等。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张某亮现羁押于江门市新会区看守所满一年以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本案应由被告监禁地或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地人民法院管辖，于2021年4月6日作出（2021）粵1427民初102号民事裁定：将案件移送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处理。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法院认为移送不当，逐级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9日作出（2021）粤民辖340号民事裁定：本案由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审理。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四项（2023年9月1日修改为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原告住广东省蕉岭县蕉城镇，属于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辖区，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的是原、被告双方都被监禁或者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的情形，并不适用于本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裁定陈某沫诉被告张某亮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由广东省蕉岭县人民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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